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仅探讨行政没收的性质与对象问题。
因此，基于村委会参与法治化的要求，对那些既明确设定了参与义务，又为之匹配法律责任的事项应视为法定职责。（一）村委会依宪承担的自治职责 现代文明要求个人放弃相当一部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利，把它们交给非人格化的机构。
且有些地方对村委会提出的参与要求，也可能会违反法律的规定或法治的精神，值得警醒。其中，执行者是基于传统的价值中立目标，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分离的基础上，为社区居民提供称职的职业化服务，同时尽可能远离政策制定过程。而对于立法明确设定的拘束力较强的义务，可以视为法定职责，如《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报告的规定，即是一种明确的法定义务设定。[41]Rosabeth Moss Kantor, Commitment and Community: Communes and Utopia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73. [42]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在非常事态结束后，应当及时解除相关非常措施，防止将非常态措施常态化。
（三）村委会的组织模式与应急处理需要的错位 效率是公共行政实践可行的目标。但是，村委会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非本村村民的通行管理权，其一，基于所有权，村委会应当拥有在特定情形下拒绝非本村村民在村道通行的权利，因为所有权主体对其财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是对世权，且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这与城镇中的居民小区有权禁止非本小区居民进入与通行是类似的，[46]且根据《公路法》第18条的要求，村与公路在实体上也应当有物理区隔。[73]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351页。
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警察认定交通事故并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民法典规定警察应对高空抛物展开调查，则属于对警察纠纷解决帮助义务的具体规定。[32]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0页。[36]参见李震山：《警察行政法论——自由与秩序之折冲》，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14页。然而，随着现代市民经济活动的发展，私主体之间的财富差距和能力差距不断扩大，乃至出现两极分化，行政的中立性逐渐难以立足，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国家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
[79]这一见解对于构建裁量权收缩的要件体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30]参见叶晓川、曹飞：《警察任务法治化之困境及出路》，《河北法学》2012年第10期，第158页。
[46] 1.辅助性原则对于职权性介入的要求 辅助性原则的两层含义，分别关联着警察与其他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警察行政活动与民事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警察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民间纠纷当事人给予治安处罚，并不属于职权性介入。依照这一法理，实定法采取便宜主义，并不意味着将介入与不介入作为等价的选项从而赋予警察行动的自由，便宜主义原则毋宁应当被理解为，警察必须采取最为适宜的手段完成防止和排除危险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及法益面临危险之时，警察的裁量自由不断收缩，直至唯有一种介入方式不存在裁量瑕疵。后者是指警察可以裁量决定是否行动以及如何行动。
警察在保护一方私主体权利的同时，可能对另一方私主体权利构成侵害，因而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亦需遵从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人民警察法第2章和第3章分别规定了警察的职权和义务，据此可将实定法规定的介入情形区分为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44]因此，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足以成为警察以劝解、警示、劝阻、指导等柔性手段介入民事领域的规范依据。例如，依照人民警察法中的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条款，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时应当立即救助。
[13]参见[日]熊本信夫：《警察の概念》，载成田頼明编：《行政法の争点》，有斐阁1990年版，第238页。虽然治安调解的手段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非权力性，但非权力行政的实际运作，也可能伴随着压制性力量，并产生规制、侵益的效果。
在上述情形中适用辅助性原则的原因有二：其一，职能分工的专业化是现代行政的重要特征，公安机关虽在治安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治安管理职能本身颇为繁杂，[49]在与其他行政机关权限交叉的领域，如非法物品的识别和处置方面，警察未必更具专业优势，因而未必适于完成同时由其他行政机关承担的特别行政任务。[52]就我国实定法的状况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为诸多民事侵权行为设定了罚则，这些罚则规定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追缴并向被侵害人退还财物，以及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便为大量私法法益创设了直接的公法保护。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并制止家庭暴力。从治安处罚的手段特征及其带给被处罚人的不利效果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具有授权规范的性质，且人民警察法第7条也将治安处罚规定为警察的职权。在此之后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反家庭暴力法，都要求警察在特定情形下以特定方式履行私权侵犯救助义务。[25]杨解君：《双服务理念下现代行政之变革——服务行政的解读和提升》，《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4页。鉴于甲提起诉讼或申请保全时必须特定化对方的姓名和住所，而司法上不存在对此加以确认的程序，故警察可以应允该请求。[53]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79页。
并且，作为行政处罚的取证手段，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安全生产法第65条第1款第4项查扣危险物品，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将淫秽音像制品先行登记保存。若实定法规范体现了法定主义原则，则警察的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皆无决定裁量之空间，亦不得以柔性介入取代法律明确规定的介入措施。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行申242号行政裁定书。公安部出台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在第11条中规定，对危及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近代的法理念从拥护市民社会的自主和自律出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二元区分。[38]这种认识并不符合纠纷解决帮助义务条款的旨趣。
作为行政法范式变革下警察义务性介入民事领域的一种类型，纠纷解决帮助义务应当与保护个人权利的任务相结合，方符合警察义务的基本功能定位。[7]参见高文英：《转型期警察行政职权配置若干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2页。彭贵才：《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当代法学》2009年第4期，第133页。此即将私权侵犯的警情紧急性作为裁量权收缩的判断标准。
并且，就我国实定法的规范状况而言，即便认为裁量权收缩的法理本身存在不足，也不必诉诸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这一警察任务条款，而是可以直接以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条款作为限定警察决定裁量之余地的补充性论据。不过，警察的帮助义务并不包含协助请求人在诉讼或仲裁中获胜。
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生活以私法所规定的方式开展，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秩序，与良好的卫生状况、安全的交通状况、健康的风俗习惯无甚差别，而毁损他人财物、拒不支付货款等违反私法规范的行为，便有损这种社会秩序，即实际上也涉及公共生活。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52页。
在私权受到侵犯且情况紧急的情况下，虽不应完全置被侵害法益的性质于不顾，但至少可以对是否满足法益侵害重大性要件作相对宽松的认定。首先，在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方面，适用辅助性原则意味着，仅当私主体单纯利用民事救济程序不足以及时排除权利侵害时，警察方有义务介入侵权行为以保护个人权利。
3.辅助性原则对于柔性介入的要求 柔性介入措施通常不会对个人直接产生侵益性效果，但频繁实施也可能过度滋扰私人生活，因而警察采取柔和化手段介入民事领域，也应参酌辅助性原则的要求。[78]问题在于，若警察可借裁量之名任意放弃调解，径行实施处罚，对于相对人来说，行政程序将失去可预期性，警察职权的行使也将沦为恣意，故仍应限缩警察的决定裁量余地。[9] 当然，某项民事活动是否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本质上属于社会学的评价范围。[27]实践中，警察亦时常采取一些非强制性、非权力性的介入措施，此类措施既非行使职权，也非履行义务，可谓以警察任务为导向的柔性介入。
此外，警察的辅助性角色决定了其所采取的救助措施应当仅具临时性质，否则将取代法官之角色，[53]即警察不能在缺少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仅根据概括性义务条款作出责令恢复原状、责令返还财物等直接形成或确认私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而至多只能凭借其强制力暂时排除侵害。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值得说明的是，我国1957年《人民警察条例》第2条对人民警察的任务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在警察行政越来越多地介入民事领域的当下，如何避免警察权的缺位或越位，如何防止警察权的误用或滥用，是迫切需要行政法学予以回应的重要现实问题。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和国家任务的变化，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形成三方乃至多方行政法关系，就其间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依法展开调整，在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范式基础上，利害调整型行政法这一新的范式应运而生，[32]并在警察行政领域中得以彰显。[47]严格来说，此种情形并不适合借用辅助性原则来解释。
